伴随着近几年外国侦探小说在内地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把一些中国的传统和侦探小说联系起来。曾经有媒体约我写一篇文章，论证西方的侦探小说是起源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国人不太好的习惯，对于繁荣的东西，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东西，我们格外喜欢用
我始终认为，中国的侠客和西方的侦探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尽管表象不时雷同，但本质上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究其原因，是由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的。探究这种差异，我们不妨从两个特例来入手。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侠客和西方第一位侦探。
史料可以查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侠客应该是春秋时期的“越女”。相传，吴越争霸末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20年，终于积聚起足以消灭吴国的力量。但是，唯一的缺陷是，越国士兵的剑术始终平平，不是吴国士兵的对手。名臣范蠡为此寝食难安，昼夜寻找击破吴国剑士的方法。一日，范蠡行走于山间，忽闻前方有击剑之声。原来是一牧羊少女在林间与一长毛白猿击剑。少女剑法高超，身形灵动，三两下便将白猿击退，白猿长啸而去。范蠡大惊，赶忙将少女带回宫中，命她教授全国军士击剑。随后，越国凭此绝世剑术，大破吴军。吴王夫差无颜面对伍子胥地下之灵，掩面自刎。得胜之后，范蠡入吴宫寻找知己西施。正当有情人相见之时，少女持剑闯入。原来，少女早已倾心于范蠡，此番是要将情敌西施刺死。范蠡大惊，命令军士全力保护西施。谁知少女剑法天下无双，三千军士竟也挡她不住！少女冲到西施面前，手持竹剑，却呆立在场无法下手。原来，西施竟然如此之美，以致少女的满腔怨恨都已化为折服。少女长叹一声，越窗而出。但是，少女剑法太过高明，剑刃虽未刺中西施，剑气却已经伤到西施的心口。从此，“西子捧心”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心中最美的画面。金庸先生将这个故事演化成了自己唯一一部短篇小说――《越女剑》。
抛开所有离奇、浪漫的元素不谈，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侠客自出现之日起便有了一些颇值深思之处。这里的侠客是有立场、有阶级的，是一个利益集团攻击另一个利益集团的得力工具！这和我们一贯认为的侠客“超阶级”、“超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大公无私的形象完全相悖！我们再来看几个例子论证一下。荆轲，太子丹力阻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工具；专诸，阖闾夺取吴王僚军政大权的工具……很遗憾，从古至今的侠客们的形象在这篇文章里要大打折扣了。
视线回到西方。显然，侦探的年龄要比侠客小近两千岁。1841年，美国人埃德加・爱伦・坡在《葛莱姆杂志》上发表了史上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而小说的主人公奥古斯都・杜宾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侦探。爱伦・坡的自负是尽人皆知的，由此也可见他多么喜爱杜宾这个人物――他竟然在自己的3篇小说中使用了这个人物，这在其他人物身上是没有过的。从某种角度上讲，杜宾就是虚拟世界中的爱伦・坡。
杜宾是一位法国贵族，但这个身份却没有对他发挥任何作用。他所在的家族已经没落，他只是和一个朋友合住在一处偏僻的寓所中。可以说，杜宾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没有收入、没有遗产、没有地位、没有阶级、没有朋友、没有感情、没有义务、没有责任。因此，作为侦探的杜宾是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的，他只是追寻着真理，只是寻求着逻辑演绎的快乐。因此，侦探的性质在初始阶段就被很明确地限定了位置：他们是自由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超阶级”战士，是名副其实的“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两相比较，我们便不难发现，侠客与侦探的差异是立场性的，是根本性的。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发展上差异的一种体现。
侠客诞生于春秋时期，是政治格局剧烈变化、思想意识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当时，在政治上，天子名存实亡，诸侯已经成为一方最高的领导者。因此，原本居于诸侯之下的两级贵族――大夫和士的作用也就随着“主人”诸侯地位的提升而突出出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诸侯和大夫的地位是遥不可及的，因此，成为一位出色的“士”就成为了这些有志者的最高追求。诸侯兼并的频繁和大夫的责任（比如后来的战国四大公子）给了士人以更大的活动空间。这些人有胆识、有能力，一旦得到机会，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于是，精通文章的人成为了“文士”，精通计谋的人成了“谋士”，同理，以勇武见长的人就成了“武士”。武士当中一些性格另类、武艺高强、胆识过人者便演化成为了最早的侠客。因此，侠客的起源和本质便是“士”。“士”有何特点呢？最根本的属性便是阶级性和工具性。由于士都是贵族的雇佣者，因此，他们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行为往往带有非理性的特点。他们崇尚“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报答主人的小恩小惠不惜践踏一切。我们依然以荆轲为例。从客观的、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刺杀秦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除了使天下继续陷于混战，民众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以外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在荆轲眼中，主人的需要就是一切，其他的都可以忽略不计。
随着时代的发展，侠客的“主人阶层”已经不复存在，但这种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没有了主人，侠客便用小团体、甚至是个人的观念继续主宰着自己。就像喜剧《武林外传》中老白说的那样，“随便偷点儿东西分给穷人就叫行侠仗义”？是的，至少中国的侠客们自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我们不能以后人的觉悟批判前人的观念，但理性分析的结果至少是这样的。
在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侠客的生存现状。诸子百家奔走于诸侯以及大夫之间，竞相“兜售”自己的思想学说，称自己的思想是灵丹妙药。诸侯和大夫接受某种思想，将其作为进退准则，那么这种思想便不可避免地在武士（也就是侠客）心中生根发芽，进而影响并最终决定了其思想和行为。
现阶段，我们正在大力弘扬国学，把诸子百家的东西拿出来一讲再讲。我们常说，国人所有为人处事的方式都是由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决定的，只不过这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非常不易觉察。我个人颇为赞同这种观点，中国的侠客也帮我证明了这点。侠客也许大字不识，侠客也许六亲不认，但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却明白无误地体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决定性作用。我这里无需再举生涩的例子。借用金庸笔下的几位大侠便能把这种影响阐释得一清二楚。
萧峰――墨家之侠。墨家思想是诸子百家中最无私的，是站在天下的角度为天下考虑。他们主张“兼爱”，主张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对待。而萧峰正是这样一位大侠。大宋、契丹、女真、西夏、吐蕃、大理，萧峰从始至终都在拼尽全力创造一个平等的天下，他对各民族、各帮派给予的爱是绝对充分且平均的。墨家主张天下在绝对平均的前提下，应该由一德才兼备者主导。而萧峰不辞辛苦、不畏艰险地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绝对平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不可取的。因此，萧峰这个大英雄最后只能被天下所迫，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苦难。
郭靖――儒家之侠。儒家站在君主的角度为天下考虑，鄙视墨家的“兼爱”，主张“仁爱”。儒家的“爱”是有原则的，原则就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儒家认为只有在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框架下实施“仁爱”，世界才会健康而有序地发展，无原则、无差别的“兼爱”是不足取的。郭靖就是这种思想最突出的体现。20年大漠的生活没有改变他“大宋子民”的身份，在他心中，世界是有三六九等的――大宋为一，蒙古为二，大金为三。在这种森严的等级下，郭靖开始了自己的行侠仗义。因此，我们不可能看到他像萧峰那样纵横天下。为了忠义，郭靖拖家带口苦守襄阳20年，最后把全家都赔了进去。即便如此，他依然要留下倚天剑和屠龙刀，为的是汉人有朝一日光复天下。
令狐冲――道家之侠。道家站在自己的角度为天下考虑，主张“无为”，主张“天下无药可救，唯有独善其身”。说到这里我们会马上想到令狐冲。是的，令狐冲就是一位典型的“独善其身”的道侠。他没兴趣帮任何人做事――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方证、冲虚……他向往的只是一琴一箫，青山绿水。他知道江湖很乱很暴力，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中国的侠客，他们随时随地被政治影响着，被诸子思想左右着。而不论是政治，还是诸子思想，都是现实的，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一种实现利益的工具。因此，中国的侠客亦是如此。
西方的侦探则完全不同。他们诞生于资本主义制度蒸蒸日上的时期，他们面对的世界要比中国的侠客简单得多。
在侦探诞生之前，西方世界已经经历了许多重大变革，最重要的莫过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这些思想变革的目的非常明确――肯定人，肯定人性，把人和人性彻底解放出来。依照这种原则，中世纪时代的特权阶级伴随着相继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实际中和思想上都被完全消灭。而随后到来的科学发展和工业革命更是将经济基础建设得坚实而美好，尤为侦探提供了一个“后顾无忧”的舞台。
可以说，侦探是在特权、阶级等“反动元素”马上要被彻底扔进太平洋的时期出现的。一方面，他们没有受到任何“不利”的思想感染，不会被任何人收买左右；另一方面，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扫除一切本来就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的“反动残余”，这更使他们在行动上无牵无绊。
侦探是不带有任何报恩心理的，他们只将自己“出卖”给真理，而不会出卖给任何阶层的任何人。侦探的思想单纯而统一――自由、民主、博爱；为了追寻真理不惜一切代价，这相比侠客的思想意识简直显得有些“白痴”。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白痴”的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使得侦探比之侠客更加纯粹。
可以说，侠客和侦探都在行使着某种正义，而且这种正义是相通甚至相同的。但是，归根结底，侠客捍卫的东西是有条件的，当这种条件被放置在一个更高的平面时，你会发觉它是如此经不住推敲，甚至是反正义的；而侦探的正义境界更高，因为他们追求的东西更简单，更符合民众的本性。
将这种差异延伸，我们会发觉，侠客比侦探要痛苦许多。
侦探的工具不外乎两者――科学与逻辑。因为侦探存在的基础和原则问题已经不存在任何疑问，所以他们只需要考虑方法的问题。因此，我们在侦探小说中会经常看到，侦探不断调查取证，不断进行逻辑推导，不断挑战凶手的阴谋诡计。我们很少看到侦探会有什么大彻大悟，因为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存在什么原则上的缺陷。
侠客则完全不同。我们会在小说中看到，侠客往往会陷于痛苦，会对自己存在的价值产生怀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有局限（或者说是缺陷）的。而且，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一直比较缓慢，没有什么客观事物可以给侠客更多的帮助。他们没有科学和逻辑，只能依靠“悟”。中国人比较信奉“十年苦读不如一朝得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的一种逃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郭靖在《射雕英雄传》中的苦痛和解脱，这种思索如果在侦探小说中出现，那肯定会被读者嘲笑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侦探小说可以风行全世界，而中国的武侠小说却难有突破，因为侠客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错误”。慢慢地，侠客被大时代遗忘，只剩下没有属性、客观存在的中国功夫被世界接受。
是的，在21世纪，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任何东西强加给任何一个人。只有客观的、科学的、全人类的东西才能流传千古。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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